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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投资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像去市场买菜,老太太在菜市场都知道买便宜的东西,我们也就坚持这个原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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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眼里的芒格  

2010-05-16 19:50:08|  分类: 股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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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巴菲特/芒格的价值投资体系可以追溯到20年前。那时我刚到美国,举目无亲,文化不熟,语言不通。侥幸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本科,立刻便面临学费、生活费昂贵的问题。虽然有些奖学金也可以贷款,然而对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而言,那笔贷款是个天文数字,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对前途一片迷茫焦虑。相信很多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尤其是要靠借债和打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学生都有过这种经历。
       由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长大,我那时对经商几乎没有概念。在那个年代,商业在中国还不是很要紧的事。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你要是想了解在美国怎么能赚钱,商学院有个演讲一定要去听。”那个演讲人的名字有点怪,叫巴菲特(Buffett),很像 “自助餐”(Buffet)的意思。我一听这个名字蛮有趣,就去了。那时巴菲特还不像今天这么出名,去的人不多,但那次演讲于我而言却是一次醍醐灌顶的经历。
       巴菲特讲的是如何在股市投资。在此之前,股市在我头脑里的印象还停留在曹禺的话剧《日出》里所描绘的1930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场,充满了狡诈、运气与血腥。然而这位据说在股市上赚了很多钱的成功的美国商人看上去却显然是一个好人,友善而聪明,颇有些学究气,同我想像中那些冷酷无情、投机钻营的商人完全不同。
       巴菲特的演讲措辞简洁、条理清晰、内容可信。一个多钟头的演讲把股票市场的道理说得清晰明了。巴菲特说,股票本质上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权,股票的价格就是由股票的价值——也就是公司的价值所决定的。而公司的价值又是由公司的盈利情况及净资产决定的。虽然股票价格上上下下的波动在短期内很难预测,但长期而言一定是由公司的价值决定的。聪明的投资者只要在股票的价格远低于公司实际价值的时候买进,又在价格接近或者高于价值时卖出,就能够在风险很小的情况下赚很多钱。
       听完这番演讲,我觉得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难道一个聪明、正直、博学的人,不需要家庭的支持,也不需要精熟公司管理,或者发明、创造新产品,创立新公司,在美国就可以白手起家地成功致富吗?我眼前就有这么一位活生生的榜样!那时我自认为不适合做管理,因为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不了解,创业也没有把握。但是如果说去研究公司的价值,去研究一些比较复杂的商业数据、财务报告,那却是我的专长。果真如此的话,像我这样一个不名一文、举目无亲、毫无社会根基和经验的外国人不也可以在股票投资领域有一番作为了吗?这实在太诱人了。
听完演讲后,我回去立刻找来了有关巴菲特的所有图书,包括他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年信及各种关于他的研究,也了解到芒格先生是巴菲特先生几十年来形影不离的合伙人,然后整整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彻底地研究他们,所有的研究都印证了我当时听演讲时的印象。完成了这个调研后,我便真正自信这个行业是可为的。
       一两年后,我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支股票。那时虽然我个人的净资产仍然是负数,但积蓄了一些现金可以用来投资。当时正逢1990年代初,全球化的过程刚刚开始,美国各行业的公司都处于一个长期上升的状态,市场上有很多被低估的股票。到1996年从哥大毕业的时候,我已经从股市投资上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回报。
      毕业后我一边在投资银行工作,一边继续在股票上投资。工作的第一年,我有幸全程参与了一间大公司的上市,并得到了一大笔奖金。可是我并不喜欢投行的工作,况且我发现在投行挣的工资和奖金加在一起还不如我业余在股市上赚的钱多,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投资股市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根救命稻草、一个爱好,甚至可以成为一个终生的事业。一年后,我辞职离开投行,开始了职业投资生涯。当时家人和朋友都颇为不解和担心,我自己对前途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坦白说,创业的勇气同样来自于巴菲特和芒格的影响。
      1998年1月,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支持者寡,几个老朋友友情客串投资人凑了一小笔钱,我自己身兼数职,既是董事长、基金经理,又是秘书、分析员。全部的家当就是一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其时适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石油的价格跌破了每桶10美元。我于是开始大量地买进一些亚洲优秀企业的股票,同时也买入了大量美国及加拿大的石油公司股票。但随后的股票波动令我当年就损失了19%的账面价值。这使得有些投资者开始担心以后的运作情况,不敢再投钱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投资者第二年就撤资了。再加上昂贵的前期营运成本,公司一度面临生存的危机。
      出师不利让我倍受压力,觉得辜负了投资人的信任。而这些心理负担又的确会影响到投资决策,比如在碰到好的机会时也不敢行动。而那时恰恰又是最好的投资时机。这时,巴菲特和芒格的理念和榜样对我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在1973—1974年的美国经济衰退中,他们两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我最失落的时候,我就以巴菲特和芒格为榜样勉励自己,始终坚持凡事看长远。
      随后,在1998年的下半年里,我顶住压力、鼓起勇气,连续作出了当时我最重要的三四个投资决定。恰恰是这几个投资在以后的两年里给我和我的投资者带来了数倍的回报。现在回头来想,在时间上我是幸运的,但巴菲特和芒格的榜样作用以及他们的书籍和思想,对我的确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是出色的业绩并没有给我带来新的投资人。那个时候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上基本上遵从一些我认为是脑子坏掉的理论。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因而相信股价的波动就等同真实的风险,判断你的表现最看重你业绩的波动性如何。我觉得同他们说话简直是对牛弹琴。在我看来,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是价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资未来会不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简直就是机会。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就像如果你最喜欢的餐馆里牛排的价格下跌了一半,你会吃得更香才对。买进下跌的股票时是卖家难受,作为买家你应该高兴才对。我跟他们解释我的投资原则就是遵循巴菲特和芒格他们的投资哲学。然而这时我才发现,虽然巴菲特和芒格很成功,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实际做法却与巴菲特/芒格的投资理念完全相反。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论,而且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根本是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的。他们接受的还是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市场总是对的”这样的理论。而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奇谈怪论。
      但为了留住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我也不得不作了一段时间的妥协。有两三年的时间内,我也不得不通过做长短仓(Long-Short)对冲去管理旗下基金的波动性。和做多(Long)相比,做空交易(Short)就很难被用于长期投资。原因有三:第一,做空的利润上限只有100%,但损失空间几乎是无穷的,这正好同做多相反。第二,做空要通过借债完成,所以即使做空的决定完全正确,但如果时机不对,操作者也会面临损失,甚至破产。第三,最好的做空投资机会一般是各种各样的舞弊情况,但舞弊作假往往被掩盖得很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败露。例如麦道夫的骗局持续几十年才被发现。基于这三点原因,做空需要随时关注市场的起落,不断交易。
      这样做了几年,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倒是小了许多,在2001—2002年由互联网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并没有账面损失,并小有斩获,管理的基金也增加了许多。对冲基金行业里最具传奇性的两位前辈人物之一成为我的主要投资人,另外一位邀我共同成立一家亚洲投资基金。表面上看起来还挺风光,但其实我内心很痛苦。如果同时去做空和做多,要控制做空的风险,就必须不停地交易。但若是不停地交易,就根本没有时间真正去研究一些长期的投资机会。这段时期的回报从波动性上而言比过去好,结果却乏善可陈。实际上,那段时间出现了许多一流的投资机会。坦白的说,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败并不是由我错误决定造成的损失(当然我的这类错误也绝不在少数),而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不能够大量买进我喜欢的几支最优秀的股票,我为此少挣的钱到现在还在增加。
      这段时间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低潮。我甚至一度萌生了退意,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本不是自己主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上。
      在前行道路的十字路口,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遇到了终生的良师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初识查理是我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投行工作的时候,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查理。记得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谈话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话题。但这位老先生说话言简意赅,话语中充满了让你回味无穷的智慧。初次见面,查理对我而言是高不可及的前辈,他大概对我也没什么印象。
之后陆续见过几次,有过一些交谈,直到我们认识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交谈。我将我投资的所有公司,我研究过的公司以及引起我兴趣的公司一一介绍给查理,他则逐一点评。我也向他请教我遇到的烦恼。谈到最后,他告诉我,我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就是华尔街的全部问题。整个华尔街的思维方式都有问题,虽然伯克希尔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在华尔街上却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那些烦恼永远也不会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弃现在的路子,想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给我投资。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在查理的帮助下,我把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在结构上完全改变成早期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和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个合伙人公司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样的结构,同时也除去了典型对冲基金的所有弊端。愿意留下的投资者作出了长期投资的保证,而我们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资人。新的基金也保留了原基金的部分投资组合,包括我们在比亚迪的投资。
      我于是进入到投资生涯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我无须再受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限制,而完成机构改造之后的投资结果本身也证实了这一决定的正确性。虽然数字依然上上下下波动,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大幅度的增长。新的基金从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营运成本外,每年的复合回报率超过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创建开始计算,每年的复合回报率则超过29%。12年间,回报增长超过20倍。
      撇开数字不谈,这些年的工作顺畅了许多。我无需纠缠于股市沉浮,无需不断交易,不断做空。相反,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对公司的研究和了解上。我的投资经历已经清楚地证明:按照巴菲特/芒格的体系来投资必定会使各方受益。但因为投资机构本身的限制,绝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不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它给了那些用这种方式的投资者一个绝好的竞争优势。而这个优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失。

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离了解查理,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阅读过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独特的人,他的独特性既表现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他的人格上。
      比如说,查理思考问题总是从逆向开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会研究人生如何才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强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大部分人更关心如何在股市投资上成功,查理最关心的却是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他的这种思考方法来源于下面这句农夫谚语中所蕴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儿了。

以上是网上摘抄的一些片语,有共鸣的段落已用红色字体标出。近期,我觉得自己应该静下心来花点时间读点东西。所以博客更新可能少了点,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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